3月23日至3月28日，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周飞舟教授在线上给蜜桃天美星空果冻京东师生作了5次主题讲座，主题分别是“城镇化的社会学研究”“政府行为研究中的社会学问题”“历史维度的引入及其重要性”“中国传统社会思想的重要性及其进入路径”“中国社会理论的基础”。这五次讲座不仅汇集周飞舟教授不同时期研究成果的精华，也包含他对个人治学和中国社会学本土化发展的思考。5次讲座主题层层深入，前后相连，逻辑紧密，可谓一场学术思想盛宴。

自改革开放后，中国启动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之路。社会学的重建恰逢其时，在费孝通等前辈开创的田野研究学脉的指引下，一批批学人扎根基层，考察中国社会复杂变化以及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多样形态。城镇化是一条重要的研究线索，其最早可以追溯至民国时期的城乡社会调查和民族志工作，后又延至改革开放后的乡镇企业研究、城镇化研究等，积累了一代代学人的研究基础和思想精华，贯穿了中国社会学者对于城镇化与国家-社会关系问题的探寻。

周飞舟教授的研究即承接了这样的传统，他早年做的农民负担研究、乡镇政府行为研究、分税制改革研究、土地财政研究均涉及“城镇化”影响农村社会的不同层面。周飞舟教授特别以“财政”问题来说明城镇化中的社会学视角。他指出，财政并非仅仅限于资金使用、预算制定等问题，其牵连着不同主体和行动者，涉及从国家到社会的多重复杂关系，而社会学一般会从一组关系背后来看另一组关系的实践特征，并将这种关系视为动态的实践过程。比如1990年代的农民负担问题的源头即来自分税制改革引发的中央-地方关系变化——特别是县乡关系的变化对于基层农村的影响。“城镇化”研究亦引出“政府行为”研究脉络。从乡镇企业发展时期到城市化全面推进时期，周老师指出，社会学在分析政府行为时先后形成了三种范式：利益结构分析、制度分析、迈向有历史维度的政府行为分析。它们相继迭起，与改革进程和地方政府行为的变化紧密联系在一起，反映了中国改革进程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与经济学、政治学的视角不同，社会学的政府行为研究在分析政府与企业、市场的关系时，更加注重社会关系的作用。周老师还指出，在对政府行为的田野观察中，可以发现不同社会现象的有机关联。他以成都农村的田野研究为例，发现农民上楼和资本下乡——这两种看起来关联不大的现象，实际上是与近年来国家推动土地制度改革——尤其“增减挂钩”政策的推广、地方政府的制度变通有关。由此，与田野观察紧密相关、以经验现象为中心也是政府行为研究的一大社会学特色。

作为城镇化和政府行为的社会学研究领域的参与者和推动者，周飞舟教授在此次讲座中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他指出，由于社会学研究使用了很多管理学、经济学和组织学的假设，具有浓厚的政治经济学色彩，常常会简化甚至忽视“社会”乃至“人”的面向。比如就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的关系现象来看，社会学研究的“非正式”视角会将关系视为次要的甚至是落后的、干扰性的，认为关系需要在组织和制度的逐步健全和完善过程中被逐渐清除掉，“还原论”视角则把社会关系网络看成行动者的权力和利益的交换网络。如此，关系研究本身被置于特定视角的盲点乃至有色眼镜下，悬置和屏蔽了关系现象的丰富社会意义。周飞舟教授特别指出，类似问题不仅存在于城镇化和政府行为研究领域，还普遍泛滥于中国社会学界，比如，研究者常常使用外来理论框架来解释中国经验现象，却不去不反思外来理论的前提预设和历史背景；或在经验现象基础上发明概念，却不去思考它的深层意义，甚至随意发明概念；或对理论存在“拿来主义”的取向，只重分析不重提炼……这让我们对社会的观察很可能只得其表而不得其里，问题的根本原因乃至于——理论自觉的缺乏。

在第三、四、五场讲座中，周飞舟教授引入中国传统社会思想，说明其重要性和理论意义。他指出，传统社会思想富含着中华文明的家庭、人伦、孝道、关系等社会机制，且迄今都能在当下的社会看到踪迹，对这些思想的追溯有助于发现一些“别人看不见、内部人不言而喻的、难以言传的东西”。他特别引出费孝通先生晚年写的论文——《试探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指出文中谈及人的精神世界、文化中需要意会的社会生活，需要我们具有高度的文化自觉才可以体悟，其中的一条进路就是在中国传统社会思想中找到理论资源。周飞舟以最新完成的一篇论文为例，指出中国人的社会关系是以“祖-父-子”三代为基本单元的，而不是父子之间的对子关系。由此，中国社会的行动伦理是以三代关系作为基础，即“为人父的前提是为人子，而为人子的前提是为人孙”，父子之间存在仿照对方承担不同的家庭角色行为，就此建构“慈”与“孝”的行动伦理。这一发现有助于进一步理解如下问题——如何理解家内的行动伦理与家外的社会结构的关系？传统视角一般将家庭孝道视为破坏社会结构的根源，其背后潜藏着西方社会的“个体本位”理论。周飞舟教授指出，这种视角与中国非个体本位的社会结构存在张力，以家庭内关系出发，能够深刻还原“孝”作为行动伦理意义的面向，说明中国人的“人本主义”是以父母祖先为本，追求“以生命延续生命”的人文理念，揭示孝的社会实践是基于父子一体、母子一体的感通，由此，“一体的孝”不是以自己尽心为满足，而是以父母之心为心，经此行动伦理，籍由亲疏远近和人伦关系而推以及人、老幼及天下。在回答疑问时，周飞舟老师还提出，他并不是简单倡导社会研究要像他那样做关于中国传统社会思想的研究文本，而是说，社会学理论需要与我们几千年文明传统相连的思想文化相联系，以此发现我们现实生活和历史中难以言明却真实存在、而且迄今仍对当前发挥影响的社会机制。就此而言，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更多是一种思想涵养层面的自觉，而不是单一皈依或迷信某类理论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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